陈伯康对这些什么嘉奖的根本不在乎，心中的疙瘩也没对她说。现在的他已经对什么精诚团结，合作抗战之类的虚假言辞麻木了，听得耳朵头起茧子了。虚假，虚伪，让他对这些什么政党，口号这类的已经厌倦了。只希望早点打跑日本人，也好趁机隐姓埋名做个普通人，实在不行逃到国外去。

和安洪霞临分别的时候，他告诉她，时刻做好撤离的准备。一旦收到消息，立刻动身，那些身外之物不要舍不得，只要人在，这些东西迟早会有的。

现在，虽然安洪霞还不知道他已经认了亲，可从这几天，无论是警车轰鸣，还是报纸报道，都能猜测到他此时此刻，一言一行都处在监视之下。为了不给他增添麻烦，安洪霞还是很干脆地答应了。

葬礼终于要举行了！

陈伯康觉得总算是要解脱了，也知道一定有人在监视自己，一定会有人在引诱自己暴露出来。这是他从守夜那晚察觉出来的，原因就在花子身上。

一个突然出现的人，竟然能够参与到赤木家的家事，实在是让人生疑的事情，更何况自己所有的事都是经过了她的手，可说是寸缕不存，自己的身体还被她摸了个遍，不！应该说是检查了个遍。

那天晚上，花子应该是一直在偷听自己跟刚建的谈话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他知道不，是不是经过他的允许，或者就是他指使的。

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检验自己，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出卖赤木亲之的人，说得好听，就是在排除自己的嫌疑身份，已达到缩小侦破范围。

至于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嫌疑名单上的人，关键就是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。在他们眼中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劣等的，低下卑劣，落后，愚昧，被称之为东亚病夫，是可以任意欺辱的，即便自己认了亲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

在准备移送赤木亲之棺木的前一天，日本政府对他的死十分哀痛，外务省特别通过决议，将其从“勋四位”提升到“勋三位”，并厚加抚恤。

可是，租界当局仍旧没有抓不到凶手，始终不能给日方一个交代，每天都围在一起讨论。他们这种没有任何作用的讨论，只不过是做做样子，就是做给日本人看的，深信日本人不敢对租界动手。

但是，日本驻上海的军队已经把枪炮架在他们头上，对租界的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。租界里的人们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，不知道租界外的炮弹什么时候毁掉在头上，每天都时刻准备好逃命，那还会用心在工作上。

租借的税收减少了，运转也就出现了问题。租界当局迫于压力，为了摆脱日方的指责，决定专门为赤木举行盛大的葬礼，由多国巡捕开道，引导装载赤木棺木的汽车开往墓地。他们相信只要赤木的葬礼举行了，日方对租界的压力自然也就消除了，租界的秩序也会恢复到跟往常一样。

举行下葬的前一天，各大报纸新闻全都报道了，租界政府将为赤木举行盛大葬礼，其形势和规模是租界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。

下葬当天，因为各种报道和宣传，新引来大量的人早早地就等候在预定道路两旁围观。

两辆灵车，一辆装着赤木的棺木，一辆坐着其家眷。各辖区各国警察全体出动，维持道路两旁的秩序。灵车前有警察开道，正步前行，奏乐队紧随其后，吹吹打打，哀乐震天，悲伤气氛异常浓厚。灵车后也有警察护卫，也是踩着正步紧紧跟随。

在后卫警察的后面，有大量的日本侨民身穿黑色或白色的丧服，跟随前行。这些侨民不分男女老少，除了婴幼儿或不能行走的人全都步行，神情悲愤，更有人哭得伤心欲绝。

还有，日本国内专门派出了摄影师拍摄这一场景，并将其作为日本本土电影院的新闻加片，要求葬礼加片播放时所有观众要起立鞠躬致意，来悼念赤木这个日本外务警察中的佼佼人物，这一过程一直放映了一个月之久。

这段新奇的影片，如今已经成了一种纪念，让人们去回忆，去怀念曾经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，不惧，不畏生死，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一个个华丽的篇章。记住这个事件是发生在1941年的上海，在那个恐怖的岁月，永远记住那次传奇的刺杀行动。

陈伯康非常的轻松，不管自己是不是还在嫌疑名单上，这一切都在无任何证据，也无任何人可以指正，无论怎么监视，都只能为自己增加一个清白的依据。

赤木亲之终于死了，感谢萨苏先生！感谢《上海歹土》！感谢魏斐德先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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